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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一，《北京晚報》文娛報道以一個整版的篇幅，關注北京的票價為什么那么高的問題。大量事實表明，國外明星到北京開演唱會，在北京的票價比國內的上海、香港高，也比國外的倫敦、紐約、東京高。

    據說，要把麥當娜請到北京，單場出場費用就高達500萬美元。莎拉·布萊曼的門票，日本是800至1000元人民幣左右，北京的演出定價分2000元、1280元、1000元、880元、580元和380元六檔，平均票價接近千元。縱貫線的演唱會，北京的工體比上海的虹口體育場大一倍多，但北京最高票價1680元，場地票最低800元，而上海最高票價是1580元，場地票最低是480元。香港紅磡則最高580元港幣，最低180元港幣。縱貫線在臺北的最高門票也只有600元人民幣。本報記者戴方問：為什么北京的人均收入只是歐美日大都市的1/5至1/6，也低于上海，北京的消費者卻在承受著全國甚至是全球最高票價，多年來一直充當著冤大頭的角色。 

    這個問題提得好，我也深有同感。戴方對此問題有進一步的調查、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一讀。我想，在關注北京市場的高票價問題時，也要關注另一面，我們的演出團體到國外的演出票價如何？

    近些年來，我們經常看到國內某某演出團體赴歐美演出載譽歸來，似乎從無報道其收入幾何，票價高低。問一下了解內情的人，說是除個別商演外，大多數是贈票，組織海外華人捧場。據說，上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出，也是一種自娛自樂，極少賣票。更有甚者，據說是免費請人觀看還不能保證滿場。我們的演出團體，很像中國那些“走出去”的企業，在國內的企業大談每年利潤如何，幾乎閉口不談出國以后賺了賠了。初始我以為他們在國外賺了大把的錢，不好意思談是怕傷害了外國朋友的感情。后來，我漸漸搞明白了：他們大多就沒有賺到錢，整個賠本賺吆喝，閉口不談在國外的盈利情況，主要還是怕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可巧，這些日子抽空看了電影《梅蘭芳》，又讀了一遍唐德剛先生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著作《梅蘭芳傳稿》。1930年，梅蘭芳到美國紐約百老匯第49街大戲院演出，盛況空前。最初梅劇團的最高票價是美金6元，后來漲至每張12元，黑市票賣到二十多塊美金。作者特別感嘆：這是1930年的美鈔！在紐約演出5個禮拜之后，聲名大振，以后所到之處，無不萬人空巷，沒有警車前導就不能舉步。訪美之行結束時，梅蘭芳獲美國西部兩大學——波摩那學院和南加州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1935年，斯大林特地電邀梅博士和胡蝶女士演出，莫斯科大戲院前排隊的觀眾，不下于紐約的49街。今天，我們在感慨“我們家也曾經闊過時”真應當反思一下我們國內的演出團體和藝人為什么不能像當年梅郎那般風靡世界？

    中國已經是文化進口大國，花費真金白銀從國際文化市場高價進口。而文化出口則大多以免費形式推出，有點類似“送戲下鄉”。這與國內文化市場未能很好地培育和發展有極大的關系，值得像振興十大產業一樣，早日出臺中長期改革與發展規則。(蘇文洋  原題：北京演出票價高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