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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符合中國國情

    今年2月9日，人民日報理論版《本周話題》欄目推出“為什么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一組文章后，引起強烈反響。許多讀者和網友還提出了一些問題，希望專家能進一步深入闡述。這些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民主與競選之間是什么關系？西方的多黨制是民主最有效的形式嗎？世界上存在適用于各國的民主模式嗎？一個國家采用什么樣的政黨制度主要取決于什么因素？發展中國家發展民主必然要付出代價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成就是否與我國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關？等等。近日，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中央統戰部副秘書長兼研究室主任莊聰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房寧。     

　　西方的多黨制并非最有效的民主形式

    問：一些人一談到民主就提西方的多黨制，認為西方這種競爭式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請問民主與競選之間是什么關系？是否只有競選才能產生民主？西方多黨制是民主最有效的形式嗎？

    莊聰生：這個問題需要從民主的源頭和本質來分析。“民主”一詞源于希臘文，本意是“人民的統治”。當時的雅典所實行的民主，是一種直接民主，通過選舉與抽簽相結合的方式，由公民輪流參與城邦的管理。民主與競選聯系在一起，主要是在民族國家出現后，由于公民直接管理龐大的國家已經不可能，必須實行代議制，這樣在西方國家就出現了競爭式的政黨政治。但是，競選只是民主的一種形式，不能說只有競選才是民主。競選確實能夠體現民主，但除競選以外，民主還有多種實現形式，如協商民主。同時，我們也經常看到，西方實行多黨或兩黨競選的結果，并不能完全體現絕大多數選民的意愿。在有些國家和地區，某一個政黨通過競選執掌政權，只是以相對多數的微弱優勢獲勝，有時甚至出現民意**縱的情況。這說明，西方的兩黨制或多黨制也有明顯的缺陷，不能說是最有效的民主形式。

    房寧：首先，我們并不否認競爭性制度安排的一般價值。應當說，競爭性選舉是民主政治的一種重要形式。競選有利于選舉人對被選舉人的了解，對于被選舉人也是一種約束與監督，同時在一定條件下由于競選引起的政治輪換更替，有利于保持政體的正當性。但這里面的重點在于“條件”。談到民主政治特別是談到一種政治制度的選擇，首要的問題是社會歷史條件，我們不能脫離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談論政治。事實上，西方一些重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發展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從一開始就確立了一些原則并在實踐中一以貫之地加以實行。比如，人們經常談到的甚至被奉為經典的法國大革命及其民主制度的建立，就不是這樣的。法國自18世紀末的大革命至今，從政體上看經歷了五個共和國，而前四個共和國的民主政治始終處于變動和不穩定狀態，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才形成一個比較穩定的亦即現在實行的這種政體。德國在19世紀的政體也不是現在這種競爭型和政黨輪替的政體。這種情況，在二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就更為普遍。

    這種相當普遍的現象是帶有規律性的，這個規律性就是處于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常常伴隨著非常多的社會矛盾，有時甚至是激烈的社會沖突。在這一階段的社會條件下，競爭性的政治制度包括政黨競爭和選舉，往往會使社會矛盾集中于政治領域，把一個需要以經濟建設為首要任務、通過以發展為主要手段解決矛盾來滿足社會各個階級階層需要的社會，轉變為通過權力、通過改變資源和財富分配方式來滿足需要的社會。這顯然會造成嚴重問題，在許多情況下導致“民主的失敗”。許多國家多次中斷民主政治的原因就在于此。概括起來說，競爭性的民主政治比較不適合處于工業化社會轉型階段的社會。這應當說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經驗。

    世界上不存在適用于各國的民主模式

    問：世界上存在著適用于各國的民主模式嗎？一個國家采用什么樣的政黨制度主要取決于什么因素？判斷一種政黨制度的好壞最主要的依據又是什么？

    房寧：我對有沒有適用于各國的民主模式這一問題的態度十分明確：沒有。

    近代以來的民主政治最早發源于歐洲中世紀后期貴族與王室的政治斗爭。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普遍采取的一種政治制度形式。但在不同的國家，比如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它們的民主制度雖然總體類型都屬于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范疇，但各個國家具體的民主形式與模式又有許多區別。不僅如此，同一個國家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其民主的形式也不同，有一個逐步發展演變的過程。

    民主政治是人的選擇，民主模式由人來創建，但這種選擇和創建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根據客觀歷史條件進行的。人們是在客觀歷史條件提供的可能性空間中進行選擇和創造的。從根本上說，沒有普遍適用于各國的民主模式，這是由于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有差別。拋開民主政治的性質、類型不講，僅就民主政治的形式而言，一個國家能夠選擇和建立什么樣的民主模式，主要取決于四個具體的因素。

    一是基本國情。包括國家幅員、自然資源稟賦、人口規模等。這些基本國情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對其政治制度有著深刻和久遠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往往貫穿這個國家形成、發展的全部歷史過程。一個國家包括民主政治在內的政治制度形式，自然都會不同程度地打上其基本國情的烙印。

    二是國民性。廣義上講，這包括該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狹義上講，主要指民族性格等因素。如果仔細觀察一下不同國家的政治歷史以及社會轉型和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就會發現，一個民族的傳統、習俗和人民的心理對于一個國家最終能夠建立和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三是民族國家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和面臨的歷史任務。這一因素在一個國家民主模式選擇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從現實角度看，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形式，而政治制度的選擇和建立總是要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具有功能性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民主政治是一種國家治理和發展的手段。手段要適應目的，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治理結構當然要適合于特定階段國家和社會發展任務的要求，否則制度就是無效的，即使建立起來也難以持久。

    四是國際環境。國際環境也是從古至今影響世界各國政治制度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民主政治，必然要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也必然要考慮國際因素的影響，即人們在選擇和建立民主模式的時候往往會考慮到對外部干預的防范。

    主要是受上述四個方面的條件與環境因素的影響，各國的民主模式乃至同一國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的民主模式都會有各自特點，無法形成普遍適用的單一模式。

    莊聰生：人類文明就如同一個大花園，沒有哪種文明是一枝獨秀、唯我獨尊的。世界民主政治發展也不存在所謂“普世性”的民主模式。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是由該國政治經濟狀況、民族文化傳統和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等決定的。只有適合本國國情、經得起實踐檢驗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好制度。西方國家普遍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是與這些國家的具體情況分不開的，同時在具體模式上也是“千姿百態”。之所以會有差別，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在經濟社會、傳統文化、特定歷史條件等方面都存在差異。

    衡量中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從中國國情出發，看能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能否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與優勢；能否保持國家政局穩定和社會安定團結；能否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當然，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都需要不斷完善和發展。我們強調國情標準和實踐標準，并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積極吸收和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斷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我國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在今年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同志明確指出：我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斷推進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內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積極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

    發展民主不能以犧牲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人民幸福為代價

    問：有人認為，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實行西方的多黨制時確實擴大了社會分歧，造成了社會動蕩，但這是發展民主的必然代價，付出這樣的代價是值得的。請問，怎樣看待這樣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發展民主必然要付出代價嗎？

    莊聰生：實現民主的最終目的是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發展民主不能以犧牲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人民幸福為代價。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西方的多黨制、議會制，造成政局不穩、社會動蕩。這并不表明發展民主必然要付出代價，而是這些國家沒有選擇正確的民主發展道路、不顧國情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結果。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為己任，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加快現代化建設的同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既保證了整個社會充滿活力，又保證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事實有力地表明，發展中國家只要始終立足本國國情來發展民主，所謂的“民主的代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房寧：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有的代價付得起，有的代價付不起。政治是一個極重要又極特殊的領域，它關乎全局、關乎根本、關乎未來。在政治問題上，許多局部經驗的意義是十分有限的，許多推理產生的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在事關全局的政治選擇上一旦出現失誤，往往就要造成歷史性災難，由此付出的代價可能要犧牲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生活。這樣的經驗教訓在中外歷史上屢見不鮮。所以，政治改革一旦出現失誤，就很難挽回。

    看看20年來的俄羅斯。20年前，由于一系列的錯誤與失誤，蘇聯的改革失敗了，由此導致民族分裂、國家解體。蘇聯解體后的10年，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陷入了大衰退。俄羅斯的經濟規模幾年內就減少了一半，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急劇下降，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度降低。這一衰退背后所反映的生活艱辛，恐怕只有俄羅斯人民自己最清楚。這樣的代價究竟換來了什么呢？其中，的確包括西方式的民主政體。但這樣的代價值不值得？還能不能繼續付出這樣的代價？俄羅斯人民已經作出了回答。這就是近10年來俄羅斯對國家政治體制進行重大調整、走上一條具有俄羅斯特色的“**民主”政治發展新道路的深刻原因。

    當前，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受到廣泛關注，這是好事。但由于這一問題的嚴肅性、重要性，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思考不能停留在主觀感受和愿望上面。特別是有關這一問題的輿論與學術關注不能僅僅憑借思辨和推理，特別是不能跟在某些西方學說和輿論后面亦步亦趨。對于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發展，要從我國實際出發，在了解我國民主政治發展歷史和現實的基礎上思考其未來。

    我國的政黨制度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

    問：我國各民主黨派在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中，在事關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問題的決策中，具體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莊聰生：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堅持重大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之中，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進行廣泛協商。協商的內容包括：**全國代表大會、**中央的重要文件，憲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國家領導人的建議人選，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推進改革開放的重要決定，關系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等。黨的十六大以來，胡**同志每年都要主持召開5至6次黨外人士座談會，廣泛聽取意見和建議，并認真研究、及時反饋。同時，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還經常圍繞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開展考察、調研，通過調研報告、提案等形式向各級黨委和**提出意見建議。這些意見建議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國防、外交等領域，許多意見建議得到重視和采納，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問：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綜合國力大幅提升。這與我國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