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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讀到一篇評論之后才找到下面這則新聞的：據《東方早報》2月24日報道，杭州市交通局正在積極為“拼車”正名，并醞釀出臺相應方案。這篇評論說：其他城市對“拼車”仍停留在“圍追堵截”或“遮遮掩掩”的階段，杭州之舉雖是“一小步”，卻有領天下之先的“大意義”。 

    如我們所知，拼車上班早已不是新鮮事。關于拼車的合法與否，三年前就已有過一場爭論。當時催生“拼車”這一社會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高油價。而今“拼車”重入輿論視野，其背景則換成了“金融危機”。對于車主來說，拼車既無礙自己又可幫助他人。若搭乘者能分擔一點油錢的話，還可以節省一些開支；對于搭乘者來說，選擇拼車既比打的經濟，又比坐公交方便，這無疑是一個雙贏的選擇。它甚至還能促進公民合作，減輕交通壓力，提高社會效率。拼車在許多發達國家同樣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已充分證實了它強大的生命力。 

    對于這種民間自發的“雙贏”互利行為，法律上找不到任何禁止性的規定。依“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的法治原則，拼車乃是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公民自發組織，自行拼車，于享有自由和行使權利上并無越界，公權力只需樂觀其成就好，何來“放行”——難道沒有公權力的放行，拼車就不可“行”，甚至不能“行”嗎？ 

    殊不知，權力為權利授權恰恰與我們今天所掛在嘴邊的“法治”背道而馳。不是公民的任意一種權利和自由都需要公權力的賦予，而是無論何種公權力，都需要權利的授予。依“對公權力而言，法無明文授權即禁止”的法治邏輯，權力部門并無法律依據來對拼車行為肆意干涉，甚至端出“行政處罰”的大棒。據說兩年前，在杭州開車的朱長軍，只因收了搭車人6元“油錢”而被城管罰款兩萬元。我不知道此案的處罰依據是什么——假設朱長軍不是在開“黑車”，而僅僅是我們所討論的“拼車”的話，那么我要說，這樣的處罰就是錯案，就是公權力肆意擴張之后的違法濫罰。 

    不知道類似朱長軍這樣的個案還有多少。如果杭州所謂的“放行”拼車指的就是以后不再罰了，這實際上還是公權力固有的傲慢在頑強抵抗著“依法行政”的實現。“不再處罰”實則是對“依法行政”的回歸，是一種行政糾錯行為，而不是對本就合法的“拼車”的放行。公權力不好意思對公眾說“以前是我錯了”，而非要借“放行”這一恩賜式的表達，來接受民眾的膜拜，實在荒唐。可笑的是，還有評論人從杭州這“放行拼車”的一小步里讀出“大意義”！若真有此“大意義”，有一天權力部門會不會還要宣布“放行”公民結伴呼吸空氣跟沐浴陽光。那樣的“放行”，或許“意義”還會更大一些吧。（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