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壁壘的松動與權利平等的進化
發布時間:2009-02-26
作者:c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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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現行戶籍制度被詬病是早就開始的事。從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的流動性增強開始,改革戶籍制度的呼吁就一直不斷。而戶籍制度最開始的被突破,倒不是源自所謂藍印戶口、購房入戶之類措施,也不是標志“城鄉一體化”的城鎮戶口、農村戶口統一向“居民戶口”轉換。這個標志性事件,是至今還被法學界認為是一次經典的權利勝利的孫志剛事件。
現行戶籍制度被詬病是早就開始的事。從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的流動性增強開始,改革戶籍制度的呼吁就一直不斷。而戶籍制度最開始的被突破,倒不是源自所謂藍印戶口、購房入戶之類措施,也不是標志“城鄉一體化”的城鎮戶口、農村戶口統一向“居民戶口”轉換。這個標志性事件,是至今還被法學界認為是一次經典的權利勝利的孫志剛事件。
孫志剛事件的核心,不是廢除了一個被稱為“惡法”的《收容遣送制度》,而是從這里開始,由戶籍和身份劃出的那條界限發生了模糊,暫住證等至今還在使用的證件,已經從管理、申請的強制制度,開始向報備制度轉化。在很大意義上可以說,這種轉化開啟了國民身份的認同。所謂“國民待遇”這件事,正是從此處發軔的。
正如社會學家所言,對于權利的渴望如同被堵住的水,只要有了一個開口,從此就無法封堵。在與身份無關的個人權利不再成為障礙的時候,戶籍壁壘真正的松動開始了。全國各地都開始實行某種程度上的戶籍準入制度,深圳與整個廣東開風氣之先,率先實行了更為靈活的管理。
大城市戶籍壁壘的松動,以北京與上海兩地最為引人關注。這種狀態的形成,與兩地在中國政治經濟版圖上的重要地位是分不開的。我們知道,長期實行的戶籍制度造成城鄉二元化的戶籍結構,農村戶籍因擁有土地而始終沒有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當中,這造成城鎮戶口所帶來的不僅是定居之類權利,還代表著整個城鎮的管理系統、服務機構都是以城鎮人口為服務對象。換言之,農村戶籍在轉化成為城市戶籍的同時,就等于是加重了城鎮的經濟負擔與支出。
一般來說,城市越大,居民擁有的各種保障越多。而保障越多的地方,其進入的門檻就越高,這也是京滬兩地戶籍壁壘的堅冰始終難以打破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事情在這次金融風暴當中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來自上海這個更經濟化的城市,也不是偶然的。
上海這次戶籍新政,從表面的原因上看是為了應對金融風暴,提升城市自身的經濟水平與競爭力,這在其必須同時滿足五項條件才可申請入戶的規定中已表露無遺。有輿論認為,這個政策沒有考慮城市中從事一般體力勞動但一樣為這個城市做出巨大貢獻的數量龐大的外來打工者的利益。
這個說法有沒有道理呢?我們不妨從一個更寬泛的視角來看一下這些年戶籍制度的堅冰被打破的過程。
首先,經濟發展需要流動性人口,這迫使嚴格的戶籍制度在實質上有所松動,孫志剛事件是舊有的管理手段最后的一次掙扎。其次,從既成事實出發,權利概念與國民待遇概念成為討論的焦點,推動了某種從上到下都認可的共識的形成,并從理論架構上夯實了改變戶籍制度的決心,原來尚有一些說服力的保留戶籍制度的意見被徹底拋棄,剩下的工作就是一個一個、一級一級地拆除其壁壘了。
這個過程就是社會的自發活動改變了政策走向的明顯例子。雖然耗時很長,并且付出的代價很大,但原有戶籍制度漸漸消解的過程,與逐漸完善的社保體系、管理體系是同步進行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改變所付出的社會成本還不算很大。
而這次戶籍改革首先從經濟地位更加重要的上海開始,我們可以把這個過程視為一種事情發展的必然與縮影。還是從經濟領域起步的改變,還是從精英階層被接納開始,這一切與戶籍壁壘最初開始消解的情形何等的相似?
甚至我們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廣大一些。從整個改革開放的角度來看,至今我們所走過的路與做出的變化,都是依同樣的程序走過來的。這不是一種偶然的過程,而是某種必然的規律。從個人來說,我也希望能夠一個文件下發就使得城鄉身份二元體制消失,但從發展的規律上看,這個希望并不現實。
個人權利的平等確實是一個進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被越來越多權利意識覺醒的人所加快,但永遠不會達到人們所希望的那種速度。從戶籍制度建立到最堅固的堡壘之一開始松動,我們用了幾十年的時間。這個時間并未白搭,而是一步一步堅實了理論與實踐的基礎。我們要做的是,繼續用理性的態度去促進這個進步,使得其改變的速度不再是以幾十年為單位,而是以數年、一年、幾個月為單位來計算。
我個人對此是抱有很大期待的。因為最難的從來都是第一步,正如我上面說的,只要這個閘門一開,權利這件事是擋不住的洪水。(五岳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