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原名管謨業，1955年生于山東高密縣。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著有《紅高粱家族》《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長篇小說11部，《透明的紅蘿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說100余部，并有劇作、散文多部。許多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韓、阿拉伯及越南等十幾種語言出版，在國內外文壇具有廣泛影響，多次獲得國際、國內文學大獎。
印象：面向蒼生背對文壇
2011年，高粱紅透了的時節，作家莫言終于以長篇小說《蛙》摘取了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此前，他曾兩度與這項中國文學(長篇小說)最高獎擦肩而過。
看過獲獎作品簡介，我就被他那獨特的“取材”所誘惑，跑到書店，買了《蛙》，又對著那奇特的結構驚嘆：書信體＋話劇劇本，顛覆了小說慣常的結構。只有想象力瘋狂，如天馬行空的莫言，才能做得來！
依然是在高密東北鄉厚重的土地上，依然是莫言敏感、灑脫、張狂的文字，依然是大開大合、跌宕起伏、敢愛敢恨、魔幻浪漫的現實主義風格。唯一的不同：“姑姑”的形象非常陌生，卻又有幾分熟悉。“這一個”的人物力量，震撼著我的靈魂……
這幾年，相對平靜的文壇，其實是有大事發生的。懷揣使命感的作家，有勇氣涉足重大而敏感的題材。如賈平凹的《古爐》寫了“文革”，莫言的《蛙》寫了計劃生育。他們駕馭重大題材的文學能力令人折服。
聯系采訪莫言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去年7月，他就回到老家高密東北鄉“躲清靜”去了。獲獎前后，除非萬不得已，他幾乎謝絕了媒體記者的采訪。經過一番聯絡和等待，我的耐心和執著總算得到理解。當然還有一個小情緣，他早期的短篇小說《民間音樂》曾得到孫犁的賞識，這也算是跟天津日報有緣吧。
2012年3月6日晚上，忽然接到莫言先生的電話，他說，明天上午你來吧，后天我要去外地。他給了我一個驚喜。又發來短信，詳細告知我行走路線和地址。一個大作家對老記的這般熱情，讓我好生感動。
第二天一早跑到北京。走進莫言家客廳，墨香書香撲面而來，一件書法作品蒼勁雄渾：特立獨行有如此；進德修業欲及時。
他沒說這是座右銘。我卻從那墨跡間瞧見了他著文做人的潛影。
也許同為“50后”的緣故吧，我們聊得興致勃勃，還不時地開懷大笑。山東大漢的爽快，酣暢淋漓！
《蛙》涉及人性、人類的繁衍等好多重要問題，而且“計劃生育”很敏感，為什么要寫這樣一部作品？
面對我的問題，莫言說，偉大的民族，一定有偉大的文學。中國當代作家都有一種對大時代、大題材的偏好。大時代必有大人物。大時代得有大胸懷。即便大時代的小人物，他的胸懷，也超過凡庸時代大人物的胸懷。所以，作家都希望把筆觸延伸到大時代里去，再現一個波瀾壯闊的背景。多少年來，這也是我的一個夢想。
寫大時代、大事件，有很多路徑，像托爾斯泰，上至沙皇、庫圖佐夫，下到普通士兵、農奴，全方位展示了一個時代。《戰爭與和平》是了解當時俄國社會的百科全書。巴爾扎克的作品，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高峰。我們當代中國作家，依然有這樣的情懷。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往往難以達到那樣的高度。當時，我并沒有非要去寫一個計劃生育的題材。我還是從人物出發的……
《蛙》的主人公是“姑姑”，一位從醫五十多年的鄉村婦產科醫生。生活中，莫言確實有一個姑姑，是他大爺爺的女兒。她退休好多年了，在高密東北鄉還非常有名。他說，我每次去她家，都是車馬盈門呀！開著轎車的、騎著自行車的、用拖拉機拉來的，給孩子看病的、求子的，天天絡繹不絕。病人就是信任她。我們東北鄉是膠州、平度、高密三縣交界處，三個縣的病人都來找她。應該說，我們東北鄉有幾代人都是她接生的，比如，我是她接生的，我女兒是她接生的，我女兒的孩子，也是她女兒(縣人民醫院婦科主任)接生的。一般都是農村人往城里醫院生孩子，我女兒從北京到高密生孩子，有意思吧。
姑姑把我們接到人間，看著我們成長，然后幾十年了也崇拜她，喜歡她。成為作家之后，心里有一種強烈的愿望，應該用文學的方式，為姑姑樹碑立傳，把她變成小說中的重要人物。她的經歷太豐富了，從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初，歷次的政治運動，各種各樣的磨難，都經歷了，見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出生、成長、死亡。她身上集中表現了中國婦女許多寶貴的品質，另一方面，她的職業與她后來從事的計劃生育工作存在極大的矛盾。她內心深處非常痛苦……
同樣，《蛙》的寫作也是痛苦而艱難的。他說，寫姑姑這樣一個文學人物，如果把計劃生育避開，那沒什么意思了。因為，姑姑的一生當中，最有戲劇性的，內心痛苦最深重的，個人命運最曲折的部分，都是與計劃生育密切相關的。如果不把計劃生育作為背景，顯然是不成功的。
最終，作家的使命感和文學智慧，還是幫助他完成了《蛙》的創作，以震撼人心的文學魅力獲得了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我們一直聊到將近中午，依然意猶未盡。莫言如一團火，烘得我渾身發熱。我看到了他那顆赤誠而火熱的心。他表達的心聲，頗富哲理，堪稱經典：
他說，作家應該面向蒼生，背對文壇。
他說，三十多年我只干了兩件事：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
他說，小悲憫只同情好人，大悲憫同情好人，也同情惡人。揭示別人的惡，也袒露自我心中的惡。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悲劇，才可能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憫。
他說，真正的現實主義存在于老百姓的記憶里，真正的歷史在民間。把歷史的主體交還人民，人民永遠是文學的主角。
以文學本質駕馭重大題材
記者：從2005年撂筆到2008年提筆，《蛙》的寫作曾經擱置了3年，您是怎么破解這個難題的？
莫言：寫作對我是沒有停頓的，只是“寫”暫停了，“作”還在繼續，我搞了很多調查，思考研究了更多的問題。隨著時間的發展，關于計劃生育的討論，已經越來越公開化了。比如，原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等很多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都把計劃生育和獨生子女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既然作為一個問題可以公開討論、發表意見了，那么，我用文學的方式來寫這個小說的時機，也就成熟了。這不能說我有多大的膽量，作家也不是拼膽量的。
2008年奧運會前夕，我拿起筆來重新寫。一是時機成熟了，水到渠成嘛。再一個，我感到自己的能力，也可以駕馭這個題材了。什么能力呢？就是分寸感。
一個作品可以寫了，并不代表你能寫好它。什么叫寫好呢？一個最基本原則，就是寫出來它要是一部文學作品、藝術作品。不能讓政治、讓問題淹沒了藝術、壓倒了藝術。應該是問題包容在藝術之內，政治包容在藝術之中。是用文學藝術統領這些問題，籠罩這些問題。就是這樣一種分寸感。
記者：小說中，姑姑的形象讓人心靈發顫，這是您一貫的藝術感染力。《蛙》為何能成為社會各方推崇的優秀小說？
莫言：好的小說有很多衡量標準。用小說的方式塑造令人難忘的典型形象是我的最高追求。一部小說是否成功，就看它有沒有塑造出這樣的人物。塑造出來了，就寫了一部好小說。這個追求，我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因此，《蛙》這部小說，盡管涉及重大問題，但沒有讓問題把藝術淹沒，我始終堅持把像姑姑這樣一個人，寫成在我之前的小說中沒有出現過的形象。我覺得，自己的追求還是部分地實現了。尤其是姑姑晚年的反思，還是有一定深度的。姑姑的反思，實際上也是我作為一個作家的反思。小說中的許多人物都在懺悔，我作為一個作家、一個男人的懺悔。因為我們都是從歷史走過來的人，而且親身經歷了計劃生育最嚴峻的年月，如果沒有這個獨生子女政策，我，包括您，現在起碼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但是因為有了這個政策，當時我們在部隊或其他單位工作，要模范遵守規定，作為黨員，更要響應黨的號召，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痛苦地做出選擇，把自己的妻子當成一種犧牲品。像我太太這個年齡的女人，80%以上都有過墮胎的經歷。
記者：是啊，經歷過來的人，都有同感。
莫言：當時似乎也無所謂，年輕嘛，到了人過半百，回首往事，感覺一生當中犯了許多錯誤，這個錯誤是最嚴重、最不可恕，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是對生命的扼殺……我在小說里也包含了我對這段歷史深深地思索和懺悔。這樣的懺悔，還有沒有繼續為自己開脫的成分存在？我想也很難避免。人，批評別人，總可以做到毫不留情，一旦進入自我批評的語境，就下意識地自我保護。
姑姑具有典型社會意義
記者：您通篇寫了姑姑的精神痛苦和靈魂掙扎，甚至寫得過于殘酷，讓人觸目驚心，您為什么下筆這么狠？
莫言：姑姑這個婦產科醫生，她的心態、身份與社會職位的極大矛盾，她的內心痛苦，實際輻射到廣泛的社會層面。想想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的政治運動，歷次的“左”傾錯誤，為什么能夠推行下去？就是有很多像姑姑這樣的人。他們作為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和作為社會人的矛盾，最后，大家都選擇了做社會人。為了保護自己。為什么反右打了那么多右派？實際上，有一些人是想把別人打成右派的，結果，別人被打成了，自己也沒有逃脫。當然，也有些人是愚忠，上級的一切決定都是對的，姑姑有一個階段也是這樣。后來，她內心產生了嚴重沖突，良心面臨著不斷的自我拷問，尤其到了晚年，當她回顧一生走過的道路，痛苦更深。
姑姑的痛苦和矛盾，不僅僅是一個鄉村婦科醫生的痛苦和矛盾，而是那一代人的痛苦和矛盾。在那個時代，各個行業的人，都或多或少面臨過姑姑那樣的心靈困境……姑姑的典型意義，實際上突破了她的行業。應該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的寫照，扭曲的、矛盾的、痛苦的心靈寫照。
記者：這就是文學典型的社會意義吧？
莫言：既然這個形象有這樣一個背景意義，姑姑這個人物到晚年的靈魂搏斗、自我拷問，就顯得特別有價值。我們不能因為是執行了命令而免除這種自我拷問。真正有良知的人，會永遠靈魂不安的。姑姑可以把所有的責任推給領導，是他們讓我做的。但是，姑姑沒有這樣，始終認為她自己的手是不干凈的。她晚年做的許多事情，嫁給一個泥塑藝人，他們在不斷地復制她記憶中的、被她“消滅”的那些“嬰兒”，希望以這種近乎宗教的方式，來獲得一種靈魂的解脫，當然，這是一個象征性的情節，包含了藝術夸張。
所以，在罪與非罪之間，我罪與他罪之間，姑姑的這種思索、辨析、拷問，對于我們經歷過“文革”的這一代人，都有很深的啟示意義。
心靈的體驗最難
記者：有些作家地位一變，就寫不出好作品來，創作力衰弱了。您為什么能夠保持旺盛的創作力，總有有影響的力作問世？是使命感使然？
莫言：作家的使命感，應該說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別人強加給他的。拿起筆來寫東西，他有獨立的思考、獨立的思想，使命感就包括在整個的寫作過程當中，也是由他的人生觀、文學觀來決定的。強加的使命感，就像把一根拐棍插在土地里，是不可能抽出芽苗來的。
記者：您的作品，幾乎全部取材于高密東北鄉，是不是在家鄉體驗生活更方便？
莫言：我經常回家鄉，我愛家鄉，我感恩家鄉……作家與生活的關系，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當然北京也有生活，辦公室、部隊，哪里都是生活，都可以變成文學的資源。關鍵是能不能在平凡的生活里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東西。
體驗生活的說法，也未必科學。我要寫東西了，就跑到一個地方去，這可以解決一些技術問題，但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把自己的心跟所寫人物的心貼在一起，甚至產生一種交流、同化，這個過程是挺艱難的。比如，我要寫一個乞丐，化裝成乞丐到橋下露宿，在河邊支起窩棚，怎么讓心跟乞丐貼到一起，感到我就是一個真正的乞丐，這個過程挺艱苦的，非常難。我確實有過體驗。因為潛意識里忘不了你不是個乞丐，作家的身份根深蒂固。所以，當你面對來自外界的歧視、白眼、凌辱的時候，你所感受到的痛苦就會被大大地稀釋。一個真正的乞丐，被富人家的狗咬了，那種對富人的仇視，那種東西是發自內心的。怎么讓心跟體驗對象融合在一起，甚至就變成他，這才能完成一種真正的體驗。是一種心靈的體驗，而不僅僅是肉體的體驗。
這種體驗，需要心靈足夠寬闊、想象力足夠豐富，能夠更加準確地推己及人，根據自己的經驗替別人想象，你不是叫花子，你的想象有可能跟真正叫花子是合拍的，這一點，需要挖掘靈魂深處所具有的還沒有被喚醒的本質。我不敢說我有天賦，但作家確實要有天賦。
背對文壇是自我精神提醒
記者：您是一個敢說話的人，您說要背對文壇，并且把“名利場＋垃圾場”毫不忌諱地送給文壇……
莫言：(大笑)這是一種態度，并不是說“背對文壇”就跟文壇的人徹底絕交，是說內心深處要有一個非常清醒的認識。有文人就必有文壇。到了我這個年齡，就不會像年輕時那樣劍拔弩張，跟人家去作對。有很多朋友嘛，在文壇工作，他們的工作也很有價值，也是一種奉獻，犧牲自己的寫作。背對文壇是我對自己精神上的一種提醒。不要被這些文壇上的名和利控制了自己、左右了自己。應該知道作家最神圣的東西是什么？作家應該追求的是什么？這是對自己的一個提醒，并不代表一種行為。不然，你怎么還是作協會員？還是作協副主席呢？
記者：背對文壇，是您把名利看得很淡，把獲獎看得很淡。
莫言：作家不是為獲獎寫作的。一個作家獲獎的未必就是他最好的作品。有評論家和讀者說，《蛙》不是莫言最好的作品。文學就是這樣，一眼看高，一眼看低。但毫無疑問，《蛙》是這4年時間里最有影響的作品之一。
坦率地講，沒有一個作家不想獲獎。但評獎的問題很復雜……并不是他跳過兩米，你跳過兩米一就得獎了。只管寫好你的小說就是，獲獎不獲獎，由他去！
其實，獲獎也只是給作家頭上戴一個花冠。它很快就會枯萎的，很快就被拋到一邊。很多偉大的作品，當時并不被人認可，是后世人認識到他偉大的文學力量、非凡的價值，成為經典之作。作家最終要靠作品說話。
相信文學青年一代
記者：磨難出作家，憤怒出詩人。您的經歷很豐富，挨餓度荒、當工人、當兵……“80后”這些作者，生活相對簡單、大致雷同，還有可能產生比較重要的作家嗎？
莫言：我對“80后”的認識，慢慢在改變。文學跟痛苦和磨難聯系，饑餓、戰亂、災難、病痛，但后來我發現，靈魂的痛苦跟物質生活的貧富沒有關系。他們面臨的精神痛苦，一點兒也不比我們差。我們當年，饑餓了，給兩個饅頭、一碗紅燒肉，痛苦立刻解除。他們現在精神上的痛苦、困境、壓力，不是兩個饅頭一碗肉能夠解決的。所以，這種認識需要調整。我對女兒的態度，以前總覺得，你要什么我給你什么，房子、車子，幫你買上，還痛苦什么？我發現這些東西，解決不了他們的痛苦。他們的痛苦可能涉及到更深層次的痛苦。
我看過一部俄羅斯小說，一個大款的兒子，父母離異，給他超級的物質享受，后來這個孩子騎著一輛超豪華的摩托車，一頭撞到卡車底下去了。他面臨的精神痛苦不是物質所能解決的。在精神痛苦中，他們未必能寫出像《戰爭與和平》那樣類型的小說，但是，肯定可以寫出他們這一代人的、這個時代的小說，或是偉大的作品，我對此深信不疑。當然，這要給他們時間，未必就在三十多歲時寫，也許是到了四五十歲時寫。（天津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