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無論哪種危機,一定根源于制度的不協調。以美國次貸危機為例,秦暉教授已經清晰地分析了,美國為達到“業主社會”這一社會目標而利用經濟手段,結果濫發貨幣,導致產生次貸問題。當然,還有一個更寬泛的原因是,這場危機根源于全球監管體制缺位
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挑戰,甚至影響全局的危機。對于這場危機的形成與傳導、以及如何走出危機,不同的專家已有不同的解釋和政策建議,例如有的學者從金融監管與金融共謀分析,有的學者從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分析,還有學者從從業人員的道德素質角度分析。但我認為,從體制角度看,應對危機、防范危機的關鍵是,當下的制度是否具有足夠的彈性以應對所有潛在的危機。
危機的產生源于制度的不協調
無論哪種危機,一定根源于制度的不協調。以美國次貸危機為例,秦暉教授已經清晰地分析了,美國為達到“業主社會”這一社會目標而利用經濟手段,結果濫發貨幣,導致產生次貸問題。當然,還有一個更寬泛的原因是,這場危機根源于全球監管體制缺位。
當前,我們既面臨外部市場萎縮的問題,也面臨內部發展模式轉型滯后的問題,更面臨著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四者之間不協調的問題。隨著多種體制間的不協調成本的急劇擴大,傳統體制難以持續,便會以危機的形式慘烈地表現出來。
體制彈性與變革能力是有效應對危機的基礎
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主要國家都采取了積極的經濟調整計劃。但要有效應對危機,防止經濟跌宕起伏,還得深層次地思考體制彈性與體制變革能力的問題。
一方面,危機必須在改革中得到解決。既然危機與體制不協調相關,就必然要通過體制改革加以解決。從這個角度說,短期的政策調整,只能緩解危機的進一步蔓延,而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曹遠征教授的比喻是,刺激計劃只是一劑麻藥,麻醉后更重要的是要對體制做大手術。那么,如果麻藥效果消失之前還沒有大的結構調整,經濟將面臨更大困難。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危機必須在改革中得到解決。只重政策調整而不重改革,會使危機暴露出的體制不協調性進一步積累,進而孕育下一輪的危機。
另一方面,推進改革取決于體制彈性與變革能力。改革意味著體制的自我調整,能否有效地推進改革,取決于體制是否有足夠的彈性和變革能力。現代市場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最嚴重的是上世紀的大蕭條以及當前的危機。在大蕭條中,很多人都認為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失敗了。但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大優點在于,它是一個彈性的制度,能夠在危機中變革自己。而蘇聯一遭遇到類似問題,便垮掉了。這主要在于蘇聯當時的體制已經僵化,體制彈性和應對變革的能力不強。因此即使蘇聯領導人認識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種問題,但卻難以有效地改革傳統體制。故而,能否推進改革,還取決于體制是否有足夠的彈性的變革能力。
中國的改革空間與后發優勢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更是一個體制轉軌大國。當前中國的問題,更多的源于內部體制的不協調和不完善,改革還有很多任務未完成,這是后發劣勢,但是這樣也給推進改革留下了較大空間,從而使得后發劣勢有變為后發優勢的可能。例如,打破壟斷,就能為擴大社會投資創造條件,使投資真正建立在嚴格的預算約束上;打破二元結構,就能使農村這個潛在的市場成為一個現實的市場,進而全面拉動消費。要使這些后發優勢得到充分的利用,前提條件就是要推進全面改革,理順體制間的不協調,有效提高體制的彈性和變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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