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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茉楠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

當前中國經濟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與自身周期性、結構性調整的多重挑戰。金融危機將世界經濟的中心區域拖入全面衰退的泥沼，全球就業前景不斷惡化，中國經濟建設高速前進的步伐受到了嚴重阻礙。然而危機帶來變革，變革帶來進步。中國如何突破目前的困境？如何緩解前所未有的就業壓力？中國經濟能否盡快渡過難關？應該說，社會建設這一新引擎的啟動，將是具有戰略性的關鍵舉措。

一、社會建設為經濟發展“闖關”助力

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并舉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應有之義。經濟發展方式是多維的目標體系，包括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強調社會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高度和諧。社會建設能夠為市場機制發揮最大作用創造更加完善的環境，引導資源由經濟領域向全社會領域配置，使資源配置更加合理，資源效率更加提高，社會產品分配更加公平。

社會建設不僅僅是社會福利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我們常提到的勞動就業體制、收入分配體制、社會保障體制、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可能只是社會建設的某些方面。社會建設還包括社會管理體制建設、社會組織建設、社會結構建設、社會利益關系協調機制建設、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等非常豐富的內容。

舉例來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要建立合理的經濟布局、經濟結構，還必須建立完善的產權制度、公平的市場秩序、協調的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同時建立與它們相適應的服務型**、服務高效的社會組織、多方參與的公共服務機制。后者強調的就是社會建設。應該說，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建設明顯滯后于經濟建設，也出現了短板效應，甚至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桎梏。

為什么社會建設會阻礙經濟建設？事實上，經濟建設決定著財富的增長，而社會建設決定著財富的分配。財富包括國家財富和國民財富，3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體現為國家財富的迅速積累，但是相比之下國民財富的增長速度卻遠遠小于國家財富的增長速度，財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也成為經濟結構失衡、內外需失衡以及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失衡的重要原因。

歷史經驗表明，由于社會建設滯后阻礙經濟發展，許多新興發展中國家都曾陷入過“中等收入的陷阱”。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點，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

原因就是這些國家長期以來只注重經濟建設，只注重經濟增長速度，而忽視社會建設：一是收入差距過大，中間階層的“夾心化”造成內需增長不振；二是城市化進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結構，貧富差距和社會安全的缺失激化社會矛盾；三是教育和人力資本投入不足造成產業結構失衡和粗放型經濟增長。

2008年我國也進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階段，中國能否逾越這一陷阱？我認為關鍵在于社會建設能否有效跟進。總體而言，我國社會建設主要不是總量和規模的問題，而是結構和關系失衡的問題。總量和規模問題絕大多數可以依靠加大**公共投入或吸引社會資金投入來解決，結構和關系問題則必須依靠深化社會體制改革來解決。而危機恰恰給我們一次喘息的機會，把欠賬補上。自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央高頻繁出臺與民生相關的就業、社保、住房、醫療政策等社會建設政策，特別是今年兩會關注民生的路線圖，更讓我們清晰地看到，在最初的應急措施之外，我們已經開始出現立足長遠，為下一步大發展積聚社會建設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社會建設成為了轉“危”為“機”的銜接點和關鍵步驟。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建設不僅是社會建設本身，更是通向中國發展轉型的關鍵路徑。

二、“經濟增長優先”還是“就業增長優先”？

時下，就業危機正成為繼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后全球新一輪的危機。2008年全球失業總數劇增至2000萬，全球失業總人口將從1.9億增加到2.1億，而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最新數據，2009年年底，全世界可能會失去5100萬個工作機會。全球失業率將升至6.1%。對于中國而言，今年的就業形勢面臨著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預計，本次經濟危機的出口下降導致的非農就業減少為1763萬，其中服務業664萬，制造業969萬。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稱，2009年中國的就業壓力將進一步加大，實際失業率可能接近10%。

相對發達國家來講，中國的情況更加特殊，中國就業正遭遇經濟周期和結構轉型的雙重沖擊，當前中國的勞動力過剩引發的就業危機是結構性失衡造成的。

從產業結構失衡的角度分析，就業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是由一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決定的。中國三個產業結構偏差大并且趨向均衡的速度緩慢。從靜態的角度看，勞動力在三個產業上的配置問題，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吸納過多的勞動力，而二三產業卻吸納勞動力不足；從勞動力配置的動態調整看，中國存在著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過慢的現象。目前，中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就業也相對不足。2007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僅在40%左右，不到60%的世界平均水平，更與美國80%的占比差距甚遠。就第三產業內部而言也缺乏高端產業，吸納勞動力能力呈逐年下降趨勢。2001年我國第三產業需求比重為72.5%，2006年下降到了64.7%，2008年第三季度更是下降到了59.2%。

從勞動力結構看，總量矛盾正讓位于勞動力結構性失衡矛盾，低端勞動力過剩而產生的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事實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已出現結構性失業的趨勢。2006-2007年間在珠三角、長三角的產業轉移過程中，一些實力相對較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由于自然要素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上升陷入經營困境，一些企業被轉移出東莞、深圳等地，與之相對應的是大量農民工失去了就業機會，成為首先被擠出產業升級進程的對象。中國就業市場供過于求的總量矛盾正讓位于產業升級、低端勞動力過剩而產生的結構性矛盾。

此外，教育結構失衡造成勞動力就業市場供求脫節也是造成就業危機的基礎性原因。中國的教育結構存在與市場脫節的問題，忽視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技能教育，偏重高學歷教育，只注重人才的入口，而忽視人才的出口，教育市場只以教育GDP即高考升學率為準，造成人才供應與用人需求和產業需求之間的供求錯位。

人們往往在就業出現危機或失業浪潮來襲的時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事實上，就業是一個國家人力資本能夠發揮經濟效率的基礎，就業結構和就業模式也是一國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的反映。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就業問題的解決絕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期發展戰略的轉型，即由“經濟增長優先”的發展戰略向“就業增長優先”的發展戰略轉變。

失業率為什么會成為西方國家最重要的經濟指標？為何他們的政策總是圍繞降低失業率這一目標展開？究其原因是西方國家已開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發展的目標開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發展，相對來講這是有質量的增長。比較而言，我國高增長的GDP當中有多少是由人力資本貢獻的，又有多少惠及到就業的增長？如果GDP增長的發展紅利有可能不被大眾所擁有，那么這種增長就是一種無效的增長。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表現出非一致性。就業與經濟增長不同步體現為：就業增長率明顯低于GDP增長率；就業彈性系數逐年下降。“九五”到“十五”期間經濟增長由8.6%上升到9.5%，而新增就業人口卻由804萬下降到748萬。此外就業彈性也由“九五”期間的0.14下降到“十五”期間的0.12，2008年為0.08，即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僅能帶動80萬個就業。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并沒有對就業產生多大拉動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就業增長產生了擠出作用,體現了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一致性。

增長優先還是就業優先不是誰先誰后的問題，而是國家發展戰略的路徑問題。如果增長方式不變，光靠經濟增長率來拉動就業，是不可能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是提高就業容量和就業質量的關鍵。增長可分為低就業增長和高就業增長。國際上低就業高增長的國家也有很多，這與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有關。

“就業增長優先”的發展模式不僅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良性互動，而且也將推動就業結構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其特點主要表現在：

在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上，注重發展有利于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產業和生產服務領域；在要素投入上，通過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通過經濟增長，真正將人口就業的包袱變成人口資源的紅利因素。如文化創意產業、生產性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等；在目標導向上，把就業作為基本目標，在確定經濟增長目標、增長方式、增長速度，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充分考慮對就業的影響。

因此從“經濟增長優先”到“就業增長優先”型發展模式，將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推動中國經濟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它要求與人力資源相關的一切領域，必須進行重大調整，特別是在勞動分工、就業結構、產業結構以及相關人力資源開發政策、教育培訓政策、就業保障政策等方面都需要做出深刻改革。

三、“內圣外王”的應對危機之道

在這場內外交織的經濟危機中，中國遭遇的挑戰和壓力以總量而言，絕不比其他經濟體更少。由于此次危機是全球性失衡后的一次結構性總調整，因此危機的性質決定了全球經濟下行區間期限延長、波動更加劇烈，全球經濟將步入一個時間為3～5年含有兩次衰退的“W”型調整期。因此我們必須立足于長遠，在反周期政策中融入“反失衡”的結構性調整思路，將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結合起來，關注經濟復蘇的質量和經濟增長的效率。莊子曾經說過，“內圣外王”是治天下之道，那么用于今天“內圣外王”也是應對危機之道。那么中國經濟如何實現“內圣”？

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引擎從外需向內需轉換的拐點已現，轉換的關鍵在于刺激形成內需型經濟的增長。大國經濟要有大國的消費市場和內需市場，要有與之相匹配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投資結構和金融結構。

（一）完善社會結構，加大社會建設投資

需要進一步改善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體系這樣的社會安全網。關鍵是改變**職能，將投資型的**轉變為提供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英國在20世紀40年代，日本是20世紀60年代，韓國則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相繼建立起社會福利體系。我國上一次擴大內需戰略就基本解決了包括高速公路體系、農村電網改造在內的民生基礎設施框架。當前正是建立全覆蓋的、發展型的福利體系的良好機會。

（二）改革收入分配結構促進國民財富合理分配

近年來，我國資本回報率上升迅速，而勞動力回報率增長緩慢，甚至有下降的趨勢。造成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勞動力價格計量嚴重脫離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的勞動價值。當前我國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現“三低現象”：一是勞動收入在GNI(國民總收入)中所占比例低。2000-2006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9.4%，而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3%；二是工資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低。居民總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 2003年為61.8%，2005年為45.3%，2006年為44.6%，通過勞動報酬分配的比重過小；三是勞動要素在企業內部分配中的比重低。雖然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則，但初次分配存在資本回報率不斷提高、勞動力回報率持續下降的趨勢。

因此必須盡快改變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過低以及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過低的“雙低”現狀，調整消費和儲蓄之間的結構，這樣才能刺激內需型經濟的增長。

（三）改善投資結構的兩個著力點

1、通過財政支出加大教育投入和人力資本投資

在總體布局上，應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把人力資源建設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惡性循環。人力資本研究發現，亞太地區，尤其是人均GDP較低的國家，往往并未發展出完善的人力資源培養與配置體系，其人力資源的投資遠低于歐美地區。只有豐富人力資源縱深結構，才能真正提高勞動生產率。

從歷年統計數據看,我國教育總經費(包括**和社會投入)占GDP的比例從未超過5%。直到2007年,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為3.32%。從世界上公認的人力資源強國運行條件看,教育總投入應占GDP6%左右,而且**和社會投入占GDP比例通常有個配比關系,比如,歐洲福利國家多為5.5：0.5,東亞國家曾是3.5：2個百分點,我們要在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建成人力資源強國,必須保持教育趕超式發展態勢,必須盡快促使教育總投入超過6%。因此應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和教育投入，這里包括義務教育、素質教育、創業教育、精英教育還有農民工的就業培訓等，發展人力資本,以緩解中國人力資源供需矛盾和結構性就業危機。

2、發揮乘數效應，啟動民間資本

要借此大規模投資之時，盡快打破行業壟斷，擴大對內開放。我國的壟斷行業多屬于自然壟斷，當前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產權配屬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早就應該被提上議事日程。要以此次大規模投資為契機，逐步打破石油、電力、鐵路、金融、電信、教育、醫療和文化娛樂領域的壟斷，進一步開放國內高回報的壟斷性服務業。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松綁后，還要推進體制性政策的改革引入競爭主體，吸引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四）完善金融結構大力發展消費型金融

此外，要促進經濟向消費驅動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金融發展模式轉變必須走在前面，掃清制度障礙，使金融為消費型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服務。歷史地看，美國消費金融的發展，對于美國當年從生產投資型的經濟轉型到消費驅動型的經濟就起到過巨大作用。這一轉型，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40年間。經過工業化浪潮，規模化工業生產已趨向成熟，工業產能開始過剩，消費需求替代生產成為增長的瓶頸，與中國當前的產能過剩而內需不足的情況極為相似（也即馬克思所謂的“生產過剩型危機”）。而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初衷不僅在于鎖定風險、分散風險，更在于通過金融創新工具的超常發展、跨越時空的轉移和金融資源的配置，把遠期收入和現期收入做一些調配，進而為整個社會獲得消費增長提供持續不斷的源動力。因此，中國未來應該增加消費資產可選擇的投向，豐富金融投資工具、擴展金融投資渠道以及投資方式，從總體上擴大信用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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