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命不同價”是個偽命題
發布時間：2009-03-14
作者：c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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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在兩會上，人大代表、農民企業家俞學文提出：目前我國根據戶籍性質、地域不同，適用不同的人身傷害賠償標準，相差懸殊，應盡快結束“同命不同價”的不平等，設立統一賠償標準。（
在兩會上，人大代表、農民企業家俞學文提出：目前我國根據戶籍性質、地域不同，適用不同的人身傷害賠償標準，相差懸殊，應盡快結束“同命不同價”的不平等，設立統一賠償標準。（新華社10日報道）
自2004年最高法《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死亡賠償金標準分別按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計算以來，“同命不同價”的討論已經持續多年。同一起傷亡事故中，城鄉不同身份的死者獲得的賠償往往懸殊，這引發人們對于公平、平等的爭論。然而，把人身傷害不同的賠償標準“概括”為“同命不同價”，已經扭曲了賠償的本質，賠償難道是“買命”嗎？眾所周知，“命”是不可以買的，既然不可，何來“價格”，何來“不同價”？這是個偽命題，變成了一種情緒宣泄，對城鄉戶籍制度聲討。
我國人身傷害的原則是：賠償即補償，從法理上說“死亡賠償金”就應該是“死者受到的損失”，其計算基礎應該參照死者生前收入水平和預期的收入。目前城鄉收入差別是客觀事實，不同地區、不同職業的收入也不同，賠償當然也會相應不同。比如上海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魏松坐出租車，發生追尾，僅僅“顏面部多處軟組織挫裂傷”，影響其演出，就一審獲賠25萬元，比礦難的死亡賠償還高。再比如一個外科大夫手部受傷，與普通人相比損失要大得多，賠償當然會懸殊。
俞代表舉浙江為例，說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死亡賠償金相差20多萬元，但俞代表承不承認，城鎮居民收入可能高于農村20萬元都不止呢？“同命不同價”無非是現實中城鄉差距的反映；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為了所謂的“同命同價”的“形式公平”，去“削峰填谷”統一賠償標準是人為制造新的不公平。
而且，各地的司法實踐中，并沒有機械地用戶籍給人命“定價”，各省市法院紛紛按實事求是的原則規定：農村戶籍人員在城市生活滿一年，有相對穩定的收入，就認定其收入已達到城市居民水平，適用城市居民的賠償標準。因此拿“同命不同價”來批判司法不公，未免有失偏頗。
俞代表還認為各地賠償標準千差萬別，有失公平。但如果“統一全國賠償標準”，搞了“平均”，那么不發達地區的賠償就會畸高，可能引發“碰瓷”的“道德風險”；發達地區相對于當地物價、收入水平，賠償就會顯得不足。那就全都提到發達地區的標準吧，如俞代表所謂的“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方的人身權益”！那么賠償就會高于損失，這也是不公平的。不要忘記，這是“民事”賠償標準，加害方和受害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不能偏向受害方；而且作為普通人，你這回是受害方，下回就可能是加害方。
在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地域收入差距嚴重，客觀存在的情況之下，片面指責的“同命不同價”是不公平的。即使把批評上升到“**”的公民平等權的高度，也不能掩蓋不同地域的收入懸殊，從而導致賠償標準不可能一致的事實。在沒有徹底改變城鄉二元制之前，“同命不同價”還是一種相對公平的賠償適用標準。（沈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