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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孩子是不是還在做奴隸？我們的教師是不是還在跪著教書？”

    臺上，一位高中語文老師提出問題。臺下，大學生、大學教師、中學教師在認真聆聽。整間教室里沒有一個空座，挨著墻壁的一圈人或站或坐，門口還不斷有人擠入，在人群縫隙里探出半個身子。幾個身穿高中校服的學生快速從后門跑到第一排，在座椅之間的走道上找好位置，挨個坐到地上。

    這是復旦大學近日舉辦的一場講座的盛況，講座題目是嚴肅的：《人是怎么不見的——上海高中存在的若干問題及其解決途徑》。講座由高研院院長鄧正來主持，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王德峰和中文系教授駱玉明參加點評。

    演講的主角黃玉峰則是復旦附中的語文特級教師。演講開始前，他剛剛從鄧正來手中接過了高研院兼職教授的聘書。

    鄧正來介紹，中國社會的深度研究中一直忽略了中小學教育，研究人員很少與學生、家長以及基礎教育體制直接打交道。他說，“這很可能是高等院校，第一次邀請一位中學老師做兼職教授。”

    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人快樂幸福，卻給人帶來痛苦

    “現在幾乎沒有哪一個校長，沒有哪一個教師說教育不要以人為本，也沒有哪一個家長說不要把孩子培養成人。但實際上怎么樣呢？”山西一所中學教師郝旭東被學生殺害；因為考分壓力大孩子弒母……黃玉峰經常看到類似的事件：“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歸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

    黃玉峰一直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要讓人自由地生長，讓人性升華，讓人快樂幸福。但許多事實反映出教育給人帶來痛苦，他得出一個結論：“我們的教育出問題了！”

    在他看來，有五條繩索捆綁在孩子身上，使“人”消失了。

    “首先是教育成了功利主義的工具。”黃玉峰總結了功利主義的兩個方面。過去是政治掛帥，強**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著眼點在于人是機器，是螺絲釘，這是一種國家功利主義；后來是分數掛帥，一切看分數，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人們成了分數的奴隸。“進入高校以后人們又成了考證書的奴隸，這是一種個人功利主義。”

    黃玉峰提到6歲的竇蔻出書事件，當時許多媒體在宣傳一個概念：“孩子要贏在起跑線上。”他寫了一篇文章《起跑線上不要定輸贏》來反駁，“在功利主義的驅動下，國家講人要做螺絲釘，但人人又不愿意做小螺絲釘，所以競爭很激烈。”他分析，功利主義是從上到下的：“教師要服從校長，校長要服從教育局長，局長要服從頂頭上司，一切政治的、經濟的、名譽的、地位的這些功利主義加在我們的孩子身上，一天一天讓他們痛苦起來，從小就有巨大的精神壓力。每天很多孩子在厭學，甚至用傷害教師的方式來反抗。”

    第二條繩索是專制主義。“功利主義通過應試教育實現，如今應試教育究竟怎么回事？”黃玉峰舉了一個例子：考試中，學生富有靈氣的回答因為不符合標準答案，“最好的能得及格分，稍差的統統不及格。”在他看來，這就是一種專制主義：“高考指揮棒訓練人揣摩出題人的意圖，長久訓練以后，明知這樣答不對，但學生仍要去迎合，這樣人格分裂對學生危害很大。”

    黃玉峰認為，專制主義的教育造成許多缺失，包括同情心、獨立精神、自己的想法等等。“學生從小時候起就學得很苦，但到了高中以后還是‘空如洗’，所以復旦大學要搞通識教育。其實很多書都應該在初中、高中就看，應該做的都沒做，學生們都被習題占有了。”

    再一條是猖獗的訓練主義。專制主義通過訓練實現：“要很快達到目的，實際上搞的是教育大躍進。”黃玉峰看《學記》里講“學不躐等”，意為教育不應該超越當時的階段，但現在的教育是反其道而行之。

    黃玉峰認為，高中最要緊的是建構學生的語文系統，包括漢語的認字、識字系統，漢語的聽說讀寫系統和母語文化認識系統。“現在語文課教成外語課，外語課有語法，語文課也變成語法課。其實語法是外加上去的，它不是一種知識，而是一種意見。”

    黃玉峰認為，最糟糕的是，人們常常把意見等同于知識，“考題出得再好，判斷對錯，也是一種個人的意見。知識像歷史朝代，是不能動的。知識和能力有區別，但知識總是要掌握的。”

    黃玉峰曾經教過蘇步青的孫女，他還記得家訪時蘇步青的意見：“要宣傳一下，小朋友一二年級的時候，數學不要學得這么深，玩玩就可以了。到了一定年紀，隨便講一講就通了。這個時期為什么不讓他們背點經典？”黃玉峰感嘆：“訓練主義害了很多人，使得我們沒有思想，還談什么創新能力、實踐能力？”

    最后兩條繩索是盛行的科學主義和技術主義，兩者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前者是理論層面，后者則是操作層面。“與其說教育是科學，還不如說是一門藝術。因為對象是人，每時每刻都在變化，而科學是驗證的，某種條件不變的。”黃玉峰提到教師考評不合理的標準：上課時提了幾個問題，師生互動怎么樣，PPT用得怎么樣等等，“完全是死的步驟，最好講完后下課鈴剛好響起。”還有的要求發表論文：“不管文章是豆腐塊或者豆皮，只要發表了就行。”這樣“科學”地考量后，教師評上級，報紙還要宣傳，“這是把人看成了機器”。

    黃玉峰對英國教育學家懷德海的話深有感觸：“中學階段應該伏案學習，大學再站起來，四面瞭望。”他很遺憾，“現在學生在大學里還不得不繼續伏下去。”

    以素質教育對應試則應試勝 

    以應試教育對應試則應試敗 

    面對基礎教育的困境，很多人說沒辦法。多年的實踐，黃玉峰探出了自己的一條路：“大環境不變，我們有小環境。教室門一關，我就可以說我要說的話，做我要做的事。” 

    語文課本發下來，“薄薄的”，于是黃玉峰就自己增加文本。有些課文，學生看看就懂，他就不講，“有的讀一遍，有的要一句一句講”，把文本細分開來。另外，還抓學生的泛讀和精讀，班級出刊物進行交流。有機會就搞文化集訓，每年總要有兩次，持續天數不等：“聽聽學者們的聲音，讓大家震撼一下。” 

    黃玉峰帶學生出去，“看到景點講景點，看到匾額講匾額，看到碑文講碑文，看到碑上有錯別字我們找出來。”到后來，不帶標點的文言碑文，學生自己就能讀下來。 

    “總之可以做點事情。”黃玉峰想，通過這樣的一些教育，現狀能夠有所改變。他總結了兩句話：以素質教育對應試，則應試勝；以應試教育對應試，則應試敗。“水平真正提高了以后，學生對應試還是有一定優勢的。” 

    這次高校自主招生，黃玉峰教的班上有十多個學生分別通過了復旦和交大的面試。加上一些學生出國，剩下的部分學生，黃玉峰認為他們“考一考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的實質是時間爭奪戰 

    黃玉峰演講完后，幾位復旦大學的教授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教育的弊端究竟是什么？人們常概括為應試教育。而王德峰認為：“應試教育并不可怕，問題是今天的應試教育占據、剝奪了中小學生絕大多數的時間。問題的實質是時間爭奪戰。” 

    王德峰假設了一種情形：學生用半天時間“就像在一個工廠里邊，被無情地訓練。這也是鍛煉意志嘛，然后把另外半天還給他們”。這半天也許在弄堂里打架，在看文學作品，或者跟著黃玉峰討論李白、杜甫，也可能做家務，去學工學農，“這就有健康成長的可能”。 

    “黃老師講的五個主義中間，第一個功利主義是根源，其他四個主義是從這個根源中產生出來的桎梏。”王德峰認為，根本上解決中國教育制度困境的前提是成人社會的轉變，“教育的制度安排和它的現狀，是整個民族成人社會的一個縮影。”功利主義把基礎教育變相地、隱形地產業化，導致學校之間類似于企業之間的競爭。“為什么上海高中的‘四大名校’在一個隱形的基礎教育市場上地位牢固呢？因為家長需要，家長害怕自己的孩子沒從‘四大名校’畢業。家長是個成人社會主體，成人社會是社會主體，教育的功利主義來自整個社會的功利主義。”王德峰略顯激動地說。 

    駱玉明提到，有媒體邀他寫一篇關于教育的文章，他回答：“教育這個東西，可談的都沒有意義，有意義的都不可談。”這是因為“教育問題是一個整體的社會問題，包括社會結構、社會文化的問題”。他感覺到，“整個社會環境越來越緊張，人們的警惕心越來越強，似乎從老師身上謀取利益、獲得機會的學生多了。” 

    鄧正來則提出了教育制度的共謀結構問題：“我們今天的教育問題決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但我們不知不覺地會說是教育的問題，像應試的問題、高考的問題等等。我們不要忘掉，作為學生，在這里面干了什么；作為家長，在這里面干了什么；作為教師，在里面干了什么；作為社會一員，我們干了什么。這實際上是一個共謀的結構。我們都在幫這個結構做一件事情，我們撇不清了。” 

    為什么撇不清？鄧正來說：“因為有我們的利益在里面，有我們親人的利益在里面，有其他人對我們的看法和我們對別人的看法在里面。這么深的一個共謀結構，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另外還有一點要反思，“我們都深陷于這個共謀結構之中，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去做出一點點的努力、一點點的改進？”（實習生 祁鈺 記者 周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