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還是回流：金融危機下農民工的出路
發布時間：2009-02-26
作者：c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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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黃英偉廣西南寧日報社來勢洶洶的金融危機，讓人最為擔憂的就是農民工的就業問題。隨著金融危機對加工制造企業影響的日益加深，一些機構和學者也開始擔心，因失業而滯留城市的農民工會不會影響所在城市的穩定。有鑒于此，已經有學者提出，就業增長才是經濟復蘇的首要目標。
黃英偉 廣西南寧日報社
來勢洶洶的金融危機，讓人最為擔憂的就是農民工的就業問題。隨著金融危機對加工制造企業影響的日益加深，一些機構和學者也開始擔心，因失業而滯留城市的農民工會不會影響所在城市的穩定？有鑒于此
，已經有學者提出，就業增長才是經濟復蘇的首要目標。對于這一點，2009年2月初國務院在《關于做好當前經濟形勢下就業工作的通知》中也已明確：緊密結合實施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千方百計擴大就業。筆者以為，如何促進農民工轉移就業而不是回流仍是當務之急，解決農民工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中存在的“社會性排斥”問題，改變舊有的一些經濟增長模式則是關鍵所在。
如果把農民工提前返鄉按階段進行區分的話，我們可以把去年10月起農民工的陸續提前返鄉稱為農民工的第一次返鄉潮。相關數據顯示，2008年農村富余勞動力2.3億，其中外出務工人員1.3億，大量返鄉人員年后有多少勞動崗位可以接納他們？2月7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2009年春節后農民工就業形勢”顯示：今年國內計劃招工企業的數量與去年相比減少了20%，空崗數量也減少了10%，而節后需要新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將超過兩千萬人。如果再考慮到企業以減少工時、降低工資等方式來應對金融危機而造成農民工隱性失業的增加，當前需要尋找新工作崗位的農民工數量就更為龐大。2003年起我國部分沿海地區曾出現過“民工荒”，當時用工短缺現象還曾逐步向內陸省份蔓延。但短短幾年后，情況就急轉直下，出現高達兩千多萬的農民工就業不足或失業。對于這樣一個龐大的失業群體，如果處置不慎的話，就可能帶來十分不利的社會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處于就業鏈最低端的農民工所遭遇的就業“寒冬”至今還遠未過去。由于訂單減少或者沒有接到訂單的緣故，往年應該是過完年即開工的我國東部沿海不少工廠已被迫把重新開工的日期定到三月份。那么在未來數月，是不是還會有中小型企業倒閉呢？農民工目前這種就業難的困難局面在五六月份以后真的會回暖嗎？現在真正讓人擔心的是，年前返鄉的農民工現在手里都還有些積攢的錢，可以讓他們撐過一段時間，有一部分農民工還抱著一段時間后企業會景氣起來的想法和心態，準備到時候再出門打工，而參加**免費技術培訓的農民工也大都抱著依賴**的想法。但在一段時間以后，上述農民工如果在沿海地區找不到工作，就有可能出現第二次返鄉潮，對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提前預料到。
農民工的就業形勢何以如此嚴峻？從產業結構看，2007年，我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11.1%，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8.5%，與過去相比，農業創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越來越低，這說明農民來自農業的人均收入越來越少，因此，要增加農民的收入，除了要挖掘農業自身的潛力外，只能從非農產業上另尋出路；從農民收入來源看，198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18.1%,2002年這一比例增至33.9%，2007年農民的人均工資性收入達到1596元，占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達38.5%，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占農民收入比例的這種階段性增加，充分證明了從事非農產業對農民增收的重要性。通過這樣一些數據可以看出：農業產業的弱勢、農民收入來源的變動趨勢與經濟發展的結構變動、我國工業發展的趨勢是相吻合的，這意味著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工業部門和城鎮轉移是我國農民當前和今后增收的重要途徑。農民外出務工經商是農民增收的最有效辦法。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無法理解和認同一些文章所提出的，“農民工大規模返鄉回流是勞動力市場資源流動重新配置”的一種形式，是以引導返鄉農民工投身于改造傳統農業、建設中國特色現代農業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事業為理由的“主導農民工回流”。在農業生產沒有實現新的突破的前提下，農民的出路仍是工業化和城鎮化。
事實上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就已自發地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王郁昭（原安徽省省長、中國扶貧基金會原會長）在為崔傳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研究員）《農民進城就業與市民化的制度創新》一書所作的序中，把這種現象稱為是繼農村家庭聯產承包、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之后中國農民的第三個偉大創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讓我國這幾年已提前進入了工業化中后期，但從就業結構來看（其他指標還包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城市化率），過去幾年農業從業人員所占的較高比例說明，我國尚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一直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并未根本改變。工業化需要大量的產業工人，農民工流動就業、進城就業已不僅僅是保證農民充分就業的有效途徑，還是對農村勞動力的解放。盡管曾經有過“民工荒”（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國進入勞動力市場“有限剩余”階段的表現），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勞動資源優勢已經失去，崔傳義在所著《農民進城就業與市民化的制度創新》一書中也認為，我國勞動力的資源優勢仍將存在相當長的時期，“人口紅利”大的時間可持續到2030年?！懊窆せ摹爆F象的出現，除了勞動力的供求變化外，還要從影響流動配置的制度方面找原因。除了對勞動力的年齡、性別的要求限制外，事實上勞動強度大、工資低和合法權益受侵犯等，也是影響農民工轉移就業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們不能忽視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農民工就業難是一種客觀上長期存在的隱性問題。未來十幾二十年，如何促進農民工的充分就業仍將是**部門需要下大力氣解決的難題。
對于農民工的就業問題?，F在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為什么農民工成了金融風暴首當其沖受沖擊的對象？為什么農村富余勞動力一直以來都面臨著極其嚴峻的就業形勢？有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農村人多地少，就業不充分、務農收入低，順應工業化發展趨勢，農民工向非農產業轉移，可以通過使農民增收達到社會收入均衡的目的。由于農村勞動力供給的持續增長，就如中央黨校專家曾業松所說：“除去現階段城鄉存在的大量富余勞動力，未來20年間，每年新增勞動力在1100萬以上。其中農村每年新增勞動力供給860萬人?！笨梢娋蜆I壓力之大。而考慮到技術和資本密集型企業的發展對就業空間的壓縮，可供農民工選擇的就業空間更狹窄。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工可以考慮其他的在城鎮的“非正規就業”，但是二元戶籍制度的存在，農民事實上至今還沖不破身份束縛，由于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就業轉移方面存在的權利和制度環境的缺失（包括平等就業的權利、同工同酬、享受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權利和勞動權益保護等相關制度規定），城市對農民工基本上還是“經濟性吸納，社會性排斥”。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就業難，并不僅僅是因為農民工存在技術上的欠缺，體制上的障礙是更為根本的因素。從城市化來看，農業國家實現現代化必然要經歷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過程，但是在我國這種轉移是緩慢的，國家統計局不久前發布的2008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推算結果顯示，2008年全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5.68%，比2007年提高了0.74個百分點，城鎮人口比重繼續提高，但人口城鎮化速度減緩。城市化率低，說明農民真正的身份變化還有待時日。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在發展策略上是不是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對于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沖擊，有分析認為，金融海嘯只是外因，內因是中國長期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產業結構問題造成的產能過剩。從投向來看，我國過去5年資源流入最集中的地方是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業、機械制造和房地產投資，資源過度流入工業部門所積累的產能因為無法被國內市場消化，后果是過度依賴出口市場和過度進口替代。劉煜輝在《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未必是壞事》一文（《21世紀經濟導報》，2009年1月6日）中認為，資本密集程度越來越高的產業結構根本不吸收很多勞動力，以重化工主導的增長勢頭實際上使中國走向了另一條路，是向增長傾斜，而不是重視就業。崔傳義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在一段時間里，我們老想著沿海地區要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資本密集型企業，對民營的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輕紡工業考慮不多，忽視了它對當前階段巨量人口的就業、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作用。產業結構問題，無疑也是增加農民工就業難度的主要因素。對就業難問題的解決，都陽（中國社會科學院勞動與人力資本研究室主任）在近期的《中國金融》上撰文批出：在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經濟體中，中小企業都是就業崗位的主要創造者，應把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作為刺激經濟發展計劃的重點，以實現經濟的“就業增長型復蘇”。
辜勝阻（全國人大常委、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經濟學家）認為，由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和就業危機所“倒逼”的農民工創業和大學生創業的“第四次創業浪潮”正在形成，**應該用創業帶動就業，主動引導第四次創業浪潮，讓更多的勞動者成為創業者。我們并不懷疑國際金融風暴所帶來的“殺傷力”，而且由于內部準備的不充分，我國受沖擊的嚴重程度可能超過預期，農民工就業難的問題也可能超過預想。但是反思農民工在金融危機中的被動局面已經讓我們認識到：我們必須加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力度，徹底地告別經濟發展的一些舊有模式或導向，轉變觀念，加快深層次的體制改革步伐。我們可以把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和加強社會保障相結合，解決一直以來存在的對農民工“社會性接納”不足的問題，促進農民工的轉移就業或創業，擴大農民工社會保險覆蓋面，提高農民工應對經濟危機的能力。但是絕對不能走回頭路，在經濟困難的時候，又片面地主張把農民工趕回農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