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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數學題改錯、做8至9頁的數學練習題、做5至6頁數學測試卡、完成300道口算題。”

    這是北京海淀區一個四年級小學生周末要完成的家庭作業，“如果一點兒不休息，并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我女兒做完所有這些作業也要花整整4個小時。”在2月21日召開的“我們要培養什么樣的人？為教育改革和發展建言獻策”的專題研討會上，一位北京家長介紹了自己孩子的家庭作業情況，引起與會人員的強烈共鳴。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正在廣泛征求意見中，基礎教育的現狀和改革方向成了人們爭論最為激烈的話題之一，為此我們采訪了學生、家長以及教育專家楊東平，請大家為基礎教育把脈。

    那么多學生都在經歷一樣的痛苦，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錯了

    “現在，不管是學校還是家長給我們的壓力都太大了，我們的生活一天到晚排滿了學習，很多學生為了逃避壓力，便泡在網絡世界里沉迷不能自拔。”高二男生鄭容就讀于北京市海淀區一所不錯的中學。

    小學時鄭容學習并不很努力，卻基本能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由于“老實、聽話”也很得老師喜歡，“小升初”時以第一名的錄取成績進入初中。但是，在不斷增加的應試壓力下，鄭容越來越找不到方向，初三時成績排在了班里的倒數幾名。

    在父母的多方努力下鄭容上了高中，但他卻厭學了。“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那么抵觸學習，上課一點兒聽課的心思都沒有，每天除了畫畫就是上網”，鄭容說，自己想到了退學。

    后來一位朋友痛罵了他，說他是在逃避。“是的，雖然現實比較黑暗，但是不接受客觀規律就會受到客觀規律懲罰。”鄭容說，他想明白了，重新回到了學校。

    愛思考的鄭容仍然十分困惑：為什么會有這種情況呢？為什么我曾經對學習那么抵觸？“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這樣，那可能是偶然現象，可是有那么多學生都在經歷跟我一樣的痛苦，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錯了。”鄭容說。

    “我國城市基礎教育出現了畸形化，嚴重背離了義務教育的教育目標，尤其是將考試壓力下放到小學階段，這種摧殘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說，基礎教育需要進行從教育觀念到教育過程的徹底改革。

    楊東平認為基礎教育的問題可以歸結為兩個最為突出的問題：愈演愈烈的擇校熱和嚴重的應試教育。“這兩者之間是有緊密聯系的，擇校競爭是以應試教育的成就作為籌碼的，學校為了提高自己的擇校競爭力會不斷提高自己的升學率，不斷增加學生的應試壓力。”楊東平說。

    這種情況下，孩子們把上學當成了一件痛苦的事。

    學校等級化與錢學交易合法化

    對于擇校競爭和應試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社會有一個比較典型的解釋：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與短缺的優質教育資源之間的矛盾。楊東平并不認可這種說法，“我們的優質教育資源與5年、10年前相比增加了很多,而我們的學齡人口卻在大幅下降。目前基礎教育階段的這種亂相不能用供求關系的矛盾來解釋，它是由一些更為具體的教育政策造成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重點學校制度。”

    我國的重點學校制度是上世紀50年代建立的，是與當時的歷史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我國明確規定要集中力量辦好一批中小學校，為上一級學校輸送優秀的人才，所以實施了重點學校制度。實施義務教育法后，這樣的教育價值和教育目標顯然不合適了。國家也曾多次強調義務教育階段不許舉辦重點學校，但各種變相的重點學校依然大面積存在。

    如果進行粗略的劃分，目前我國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可以劃分為：城市重點學校、城市普通學校、農村重點學校、農村普通學校四等，如果再到具體的區縣、學區，這種等級分層就更加復雜了。

    重點學校享受很多特殊政策和待遇，比如能在大范圍內錄取高分學生，形成“摘豌豆尖”的教育；可以招收擇校生和“共建生”，從而獲得巨額收入，教師待遇遠遠高于普通學校。又如，有更多的高級教師的名額，等等。

    一次，在一個民間教育研討會上，北京市海淀區人民大學附近的一所示范中學校長發言：“我們學校給學生提供的是真正的素質教育，能開設十多門外語……”話還沒說完，一所普通中學的校長站了起來：“你們錄取了全市最優秀的學生，擁有雄厚的教育經費，你當然能開出那么多外語課，如果也給我這樣的學生和經費我能比你做得更好。”

    如果說重點學校制度使得學校之間產生了差距，那么擇校和擇校費制度則使得學校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

    “擇校費制度是從高中收取擇校費開始的。”楊東平介紹，高中教育不屬于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之間存在差距，高中教育具有淘汰性和競爭性，因此國家為了規范高中階段的擇校收費問題，提出了“三限”，即“限人數”、“限錢數”、“限分數”的政策。

    “錢學交易由此合法化了。”楊東平說，擇校費開始不僅存在于高中階段了，初中、小學甚至幼兒園都出現了擇校費。雖然國家規定義務教育階段嚴禁收取擇校費，但是義務教育階段的收費卻被默認了。而且由于這是一種不合法的收費，主管部門無法規范它，因此收費更加無法無天。

    “如果我們僅看生均撥款的話，國家對每個學校是一視同仁的，但是重點學校通過擇校費、共建費等獲得的教育資源，遠遠高于普通學校。學校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是造成義務教育階段擇校熱屢禁不止的根本的制度性原因。”楊東平說。

    實行問責制 **要作為

    “如何破解‘進了好初中才能進好高中’的難題呢？惟有進行中考改革。”楊東平說。

    實踐中，有不少地方已經進行了有益的變革嘗試。

    安徽、山東、沈陽、大連、盤錦等都已經嘗試進行中考制度的改革了，他們把重點高中60％~70％的名額下放到每一所初中。學生無論在什么樣的初中，只要在中考中通過了錄取的及格線都有機會上重點高中。

    在這些地區，原來也只有上了好初中才能上好高中，實施了這項改革之后，上哪所初中都有上好高中的機會，因此，小升初的競爭壓力一下子減小了。“這是一個緩解小升初、中考壓力，均衡生源的制度。”楊東平說。

    曾經有人擔心這樣的政策會降低高中的質量，影響該地區的高考成績。

    安徽銅陵進行了一項3年的跟蹤調查，最終的結論是，這個改革沒有影響銅陵的高考成績。

    “既然《義務教育法》已經頒布，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方針已經確定，那種種違法違規的行為都是見不得人、上不了臺面的，只要**負責、**作為，即可滌蕩。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楊東平說。

    前不久，山東出現了一股“素質教育風暴”，規范學校辦學行為，嚴查雙休日和假期補課、不按課表開課等違背教育方針、加重學生負擔的現象，查到一起處罰一起，結果多年無法根治的頑癥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山東的做法很簡單，就是嚴格按照法律法規辦事。”楊東平說。

    “改革改到最后就是要看既得利益者能否放棄自己的利益。”楊東平說。因此，這一輪改革一定要有問責制，法律法規一旦制定了就一定執行，違法違規的行為和現象一定要受到懲治。

    一名家長曾說，“如果有一天我看到領導的孩子也在普通學校上學了，我才能相信真正的義務教育來了。”（為保護未成年人，文中學生名字為化名）（記者 樊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