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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農業當前頭等大事就是“抗旱”。即便糧食儲備充足，這場被認為“50年不遇”的大旱仍然讓中國不能有一點掉以輕心。

　　國外媒體近期對中國旱災也格外關注。有擔心國際糧價上漲的，有擔心中國農民遭受失業和旱情雙重打擊的，甚至有人預言中國將因此“出現社會動蕩”。事實上，中國糧食剛剛實現連續5年豐產，受旱情影響較大的冬小麥占糧食總產量比例不高，加之我國各級**正帶領農民極力抗旱，某些夸大其詞、過度渲染的說法不足為信。

　　做為農業大國，自然災害與中國經濟建設和國家發展相伴相隨。可以說，中國取得的每一次進步，都是與災害抗爭、戰勝災難的歷史。新中國成立60年來，一些年份也是不澇就旱。我們期待風調雨順，但從來都是未雨綢繆。

　　去年世界糧價“暴漲”時，剛對美國農業和糧食市場進行了“田間考察”和調研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立接受本報專訪，對全球糧食產業鏈進行了相對完整的梳理，并提出中國糧食政策的方向性建議。(見本報2008-05-12《解密全球糧價暴漲背后的“食物帝國”》)當時他對世界糧食巨頭如何掌控地球人口糧的分析，仍然讓人記憶猶新。

　　控制“食物帝國”的巨頭們有無可能借機再次制造世界性糧價上漲？中國在應對旱情保障糧食安全的同時，應如何在更深層次促進中國農業發展？

　　本報再度專訪周立教授，他從戰略高度提出的重視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應該是我們在抗擊旱情的同時必須思考的。

　　-中國青年報記者：有報道稱，這次旱情在某些省份是1958年來最嚴重的。以往常的經驗和目前的情況看，您預計旱情會對我國的農業造成多大影響？從糧食安全角度看，中國今年可能遇到的挑戰是什么？控制世界糧食體系的“巨頭”有無可能借機再次制造世界性糧價上漲呢？

　　周立：對于旱情的估計，我無法做大面積調研，以做出精確的判斷。只能依據已有的報道，做相應的推測。實際上，由于種糧的比較收益，十多年來，都遠遠不及農民能夠從事的其他行業收益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一直在下滑。實行有關刺激農民種糧的多項補貼措施以來，農民種糧積極性下滑的趨勢有了一些遏制，但總體趨勢仍無法改變。所以，對旱情造成的影響，要做最壞的估計，才有可能有更為積極的行動，以爭取好一些的結果。

　　我們需要做的不僅僅是短期的抗旱保苗，而是恢復性地鋪設基本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并對從前“名則重農，實則夷農”的發展政策，有個清楚的反思，并能采取切實的行動。

　　世界糧食巨頭對中國旱情的反應，我們很難預計。因為糧食巨頭可打的牌(可利用的戰略手段)，已經有很多。是否要利用“中國大旱-糧食生產受損-糧食進口需求增加-提升國際糧價”這一明顯的邏輯機制，取決于它們的戰略考慮。

　　如發現情況有異，我國**短期內可以釋放糧食的戰略儲備，以穩定國內的糧價，確保糧食安全。糧食巨頭恐怕要對中國**調控糧價的實力和決心，有了較為準確的估計之后，才會決定是否利用這樣的影響世界糧食市場的機會。

　　-中國青年報記者：山東和安徽一些地區，反映出農田灌溉水利設施荒廢情況，這個問題從2008年年初國家就提出要加大建設，看來效果不明顯。“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曾多次提出，改革開放30年來，在農田水利建設方面我們欠賬太多。您認為中間的原因是什么？

　　周立：當分田到戶之后，作為地區性公共物品的農田水利設施，在絕大部分農村，沒有得到基本的維護和管理，這使得農業應對旱澇災害的能力受到很大抑制。

　　恢復甚至重建農田水利設施，并非短期之功。而且，在土地耕作的零碎化和農田水利的公共性之間，一直還沒有找到有效的機制，去解決二者的不匹配。農業，尤其糧食的比較收益極為低下，更加抑制了農民在建設農田水利基礎設施上合作的積極性。

　　建立農民合作組織有可能是個方法，但比較收益低下，使得發育這類組織的基本動力也是欠缺的。所以，如果不首先解決糧食比較收益、農業比較收益過低的問題，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問題，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而提高糧食以至農業的比較收益，又非農村部門能夠自行解決的。所以，還是一句老話：“ 如果欲支農，功夫在農外”。

　　農業不僅是個產業部門，糧食也不僅是私人物品。過分強調農業和糧食的經濟功能，而忽視他們本身就具備的生態、生活、就業、社會文化等多種功能，涉農的諸多問題，都沒有解決之道。

　　-中國青年報記者：有人調查發現，一些地區的農民本身對抗旱的積極性不高，因為平常打井、修水渠雖然花費不多，但相對于“進城打工”，做這些事似乎“不劃算”。一些農民反映，如果不是目前國家補貼，對種田就更不在意。這似乎與您一直提到的“農業資本化”本身會讓農業更邊緣化的說法是吻合的。但這個難題怎么解決？

　　周立：農業的比較收益低，已經成為世界性問題。發達國家早已有了解決之道。他們靠規模化種植和高額補貼，來解決產業化和全球化食品體系中大宗農產品的比較收益低下問題，又依靠本地化食品體系的創造，用市場價格的提升，來解決蔬菜水果等本地天然食品的比較收益低下問題。

　　可惜，發展中國家情況不一樣。在短期內它們一方面無法解決大量人口的非農就業問題，從而使耕作面積規模化，又沒有巨大的財力，來補足農業部門與其它部門的比較收益差距。另一方面，它們也忽視創造出本地化食品體系，從而維系天然健康食品的穩定供給。所以，當農業僅僅被當作是市場的事情，是資本的事情，進一步市場化和資本化的時候，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就被推向邊緣化位置。

　　在中國，農業不但是產業，還具有生態、生活、就業、文化教育、穩定國家和社會運行等多種功能。片面強調其產業功能，從而損壞其他功能的發揮，全社會也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短期代價可能是食品安全事件頻頻發生，環境持續惡化；長期的代價可能是生態系統的破壞，農耕文化的消亡，農作社會功能、文化教育功能喪失，進而導致大量城市病，無法通過農村治愈。

　　在中國的大部分農業主產區，每畝地的糧食收益，僅為200元至400元之間。耕地面積的狹小和零碎，使得一個家庭全年的糧食收益，還比不上一個農民一個月的外出務工收入。農民為什么不愿意在土地上更多地投工投勞？這是極具經濟理性的。

　　經過過去30年農業變革，每畝糧食作物的用工，已經普遍下降到5到7個工。除東北這樣的單位耕作面積較大的區域外，大部分糧食主產區的農民，在不耽誤外出務工的條件下，利用家庭輔助勞動力(如婦女、老人、孩子，即俗稱的“386199”部隊)和農村的短期雇用工來種糧食。大量投入化肥農藥和機械，以資本替代勞動，就可以在既獲得務工收益的情況下，又能將莊稼種上，獲得全家的口糧，并有一定的余糧賣給市場。

　　但是，如果這次旱情持續，就要求農民在土地上大量投工投勞，這與農作收益顯然不匹配。而且，在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已經離開農村，僅靠婦女、老人、孩子，是無法建設起有效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即便因金融危機部分青壯年暫時滯留農村，但他們多已喪失基本農作技能甚至農作意識，很難指望他們會投身到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因此對這次大旱，應有足夠的危機意識，進而才有可能采取積極和適當的行動。

　　-中國青年報記者：請問，國家農業補貼資金是否能真正落實到種糧農民手里？您在基層調查了解的情況如何？這對維護我國糧食安全作用是什么？

　　周立：在農業補貼上，一直存在表達和實踐的背離。補貼糧食生產，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但在實際效用上，補貼的發放，可能與種糧與否關系不大。對各地的調研顯示，農民在年初拿到補貼后，并沒有改變其種植和外出務工行為，反而帶來了農資、農機、日用品等搭車漲價，同時又提升了土地轉包的機會成本，導致農地種植和流轉成本增加，部分種糧大戶的經營成本進一步上升。

　　就專業化、產業化的定義而言，中國農民可能沒有幾個做到了真正的專業化和產業化。中國的農民，幾乎全部都是兼業化的綜合農戶。他們尋求的是多個收入來源，以充分利用其勞動力，求得到家庭消費的滿足。黃宗智曾經做過小農要拄著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兩柄拐杖”的形象比喻，以表明農民小農家庭農場的頑強生命力。

　　同樣可以看到，在大量農村勞動力無法通過農作物獲得支持家庭消費滿足的經濟收入，無法達到適度經濟規模的情況下，無論給予多少農業補貼，都無法改變農民的兼業行為。所以，農業補貼不是我們關注糧食安全的重點，農業補貼只是“安天下”的措施。

　　在實際的操作中，的確有一部分農業補貼(如農機具補貼、柴油補貼、良種補貼)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挪用和截留。但總體上看，補貼的發放率和到位率還是很高的。可無論怎樣，農業補貼本身都無法解決農業比較收益低下的問題，也并沒有有效針對糧食生產。

　　-中國青年報記者：今年國際金融形勢很艱難，據說中國回鄉的“農民工”已經有 2000多萬。一方面農民就業需要出路，一方面農業基礎設施需加大管理。在這之間，國家政策有沒有可能找到一種很好的結合，比如國家投資大力修建農業基礎設施，把建設新農村和應對經濟危機一同解決呢？

　　周立：按有關部門估計出來的這2000萬回鄉農民工，可能主要是被動留在本鄉本土，而非主動留守的。雖然我們渴望一個回鄉創業浪潮、建設家鄉浪潮、大規模興修農田水利基礎設施浪潮的出現，但現實可能不支持這種夢想。

　　事實上，作為一時無法在這輪金融風潮中找到工作機會的一個群體，他們的回流，基本上是被迫的和暫時的。過去的調查顯示，回流農民的平均經濟水平、技能和社會適應能力等諸方面，明顯低于外出農民。以過去的經驗看，只要現有城鄉交換條件未變，外面如果還有工作機會，大部分回流農民可能選擇再次外出。

　　當然，在鄉暫留期間，他們可能成為建設家鄉的一支生力軍。而且，他們已經積攢了在城市工廠或第三產業工作的經驗，這些經驗會使他們暫留在本鄉本土時，可能有創業沖動，也可能具備相應的技能。但是，他們的一個理性選擇，還是從事比較收益高的非農產業。

　　利用國家支持農田水利建設的資金，來雇用他們從事農田水利建設，實現類似“以工代賑”的作用，理論上可行，現實中可能會遇到至少如下兩個難題：

　　一是這些外出務工回鄉青年，可能缺乏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與管理的沖動和經驗，給予的雇用工資，可能不如外出打工有激勵。估計愿意參與農田水利建設的還是那些原本留在本鄉本土，一直具有吃苦耐勞精神的年長農民；二是相應的機制還不具備，按照以往農村道路橋梁的建設經驗，各級地方**絕大多數將工程發包給相應的工程隊，除了尋租等制度因素外，絕大部分農民缺乏工程資質，也沒有相應承接工程的組織。最終，農田水利建設工程，又可能走上“層層發包、層層克扣”的老路子，本鄉本土的農民，未必能得到工作機會。

　　新農村建設，一定要堅持“農民主體”，這是韓國新村建設成功的基本經驗。但目前我們可能過分注重了“**主導”，農民主體性的發揮還遠遠不夠。擴大農業比較收益，培育農民的主體性，是設計農村任何制度，都繞不過去的坎兒。 本報記者 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