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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搭程式”(mashup)是指一種結合多種來源內容的程式編輯方式。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把現有的一些網絡資源集合起來，使網絡查詢目的實現“一點通”。比如，我們可以把電子地圖和房產指南、購物指南、旅游向導等功能結合起來，并且還可以把圖片和視頻的元素集合進來，使查詢的結果實現視覺的直觀圖形化。

　　“混搭主義”(Mix&Match)是指近年來流行于時尚界的一個專用的術語。2001年日本的時尚雜志《ZIPPER》寫道：“新世紀的全球時尚似乎產生了迷茫，什么是新的趨勢呢？于是隨意配搭成為了無師自通的時裝潮流。”它混合了時尚與經典、嘻哈與莊重、奢靡與質樸、繁瑣與簡潔之間的界限，由個人化的自由搭配混合了不同時空、文化、風格、階層的元素，用一種“非個性”的特點來張顯自己個人化的風格。這種任意搭配的“混亂美學”自時裝界開始，迅速蔓延到與時尚有關的飾品、美容，并進而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美學標志影響到家居裝潢、數碼時尚用品等。而作為一種文化立場和意識形態表現出來的“混搭主義”則是與挪用、搬演、拼貼、混雜、組合、反諷等后現代慣用的手法不謀而合。實際上建筑界當年從拉斯維加斯為了營造出一種海市蜃樓般虛幻的異國情調而無意中制造出來的一種浮夸的集成式的建筑樣式中發現了后現代的建筑美學的時候，它體現的并不是既往的“經典”的回歸，而是用這種任意的“混搭”來對經典的解構和反諷。但是，它繼而經“知識分子化”后，又走向了書齋與經典。此番由商業流行文化與時尚工業制成品所主導的“混搭”風，可以視為這種混亂美學重新走向街頭和流行。

　　“混搭程式”和“混搭主義”正是可以分別作為“方式”和“結果”來說明藝術創作中某些具有后現代特點的現象。

　　在張瀕的繪畫作品中，一直貫穿的視覺元素是“樣板戲”的舞蹈動作和舞臺感的背景設計。在形象造型和色彩處理上，又采取了商業海報的風格樣式，使畫面的視覺效果帶有某種流行化的特征。實際上，“樣板戲”本身以及與此有關的一系列文化記憶，作為一種“藝術化”的意識形態的體現，它也是具備了某種程度的拼貼和混雜特征。因為要在文化立場上表現出絕對的“革命”的姿態，它不得不在風格樣式上采取了混合了多種文化符號的方式，以此產生的顛覆性的虛無感使它能夠與現有的中國傳統(封建的、沒落的)以及西方傳統(資本主義的、腐朽的)保持距離。正式這種表面上的樣式的相似性，使某些人荒唐地認定所謂的“文革藝術”具有后現代性的原因。但是，其本質上，包括樣板戲在內的所謂的“文革藝術”不過是專制獨裁制度下，其狂熱的傳統虛無主義在文化上體現，它與經歷了現代主義階段并體現著“現代性”的延續的“后現代”思潮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張瀕的作品正是通過這種圖像上的拼貼和時間上的錯位，來說明只是屬于我們這個時代記憶的“傳統”的荒謬感，以及基于這個“文化”傳統下又不得不面對全球化的商業經濟現狀的矛盾與困擾。

　　劉力國相比較張瀕而言，更多的是體現出他曾經作為“艷俗藝術”一員的特征。在中國的歷史中，由于歷次政權的更替都是以對前朝的政治文化做毀滅性的破壞為特征，而民間的傳統除了某些以風俗習慣和道德禁忌的形式為社會全體所接受之外，其余者，都不能形成社會的主流。所以，我們在談到中國的文化傳統的時候，其主流的、經典的部分實際上是由士和文人的階層在維系著的。但是，49年之后，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特別是經過“文革”的破壞，士人(現階段表述為知識分子)階層以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傳統已經不復存在，變成為沒有自己獨立的社會理想和價值特征的“技術職員”和“文化職員”。我的一位美術啟蒙老師曾經自嘲地對我說過：我們這些人就是一把“活動刷子”，讓你寫標語你就得寫標語，讓你畫宣傳畫你就得畫宣傳畫，讓你刷墻你就得刷墻。“改革開放”之后，商業流行文化在對所謂“社會主義傳統”進行侵蝕的過程中，迅速占據了這個文化真空。而流行文化反復、易變的特征再次使我們陷入了無所適從的境地中。民俗的、小農的、“革命傳統”的、時尚流行的、西方舶來的，所有這些樣式都以一種“暴發”式心態在現階段的文化形態中混雜著、放大著。劉力國的作品以陶瓷為材質，而在具體細節的工藝處理上和趣味取向上，明顯地體現出這種混雜、無序的特征。這種另一種形態的“暴發戶”式的混搭狀態正是這個時代的縮影。

　　相比較上述二人的作品，胡向東的作品不管從所關注的問題還是樣式上，都具有某種“國際主義”的特征。在他的作品中，不管是早年的樹脂大白菜雕塑、樹脂廁所裝置，還是最近的塑料服裝的繪畫，其所關注的一直是這種“人工合成品”作為我們現今生活中的“常態”物品，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之間的“混搭”狀態。這些人工合成品或許具有著自然物品所不能具備的某些物理和化學屬性，它們逐漸占據著我們的生活空間的同時，人們也在不斷忘卻了它的這種“人工合成”的屬性，而視它們為與水和空氣無異的“常態”物質，甚至成為維系我們現今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不可或缺的因素。胡向東的作品讓這個看似自然的生活之流仿佛有了一個“定格”，使我們重新認識我們與這些合成品之間的關系，并進而思考由這種使用 “方式”的變化而帶來的“使用者”本身的異化。這些問題并不惟獨中國有，只是由于它的這種“廉價生產、無節制使用又快速丟棄”的法則剛好能對應中國現階段的某種現實，所以就具備了一定的“中國性”。